一、派利是的歷史
利是又称“利事”或“利市”，取其大吉大利、好运之意。“利市”一词早在《易经》中便有记载，带有本少利多之意。宋代《东京梦华录》中有“女家亲人有茶、酒、利市之类”的记载。宋代《武林新事》也有“市井迎儺，以锣鼓遍至人家乞求利市”之说。元代《俗谚考》亦有“为了吉兆，要向主家討个利市”的说法。至于“利事”，《易杂註》有“营商利市，营达利事”的记载。由于“事”和“是”二字相通，所以很多人都把“利事”写成“利是”。一般老人家则称之为“红纸”，也就是压岁钱，而红包就是装压岁钱的封袋。
利是风俗早已有之，但最早与钱无关，而是人们用寓意吉祥的红纸做成纸袋，放入写满祝福语的字条送给亲友。到了清代，人们改用方形红纸包裹铜钱，即利是。真正成型的红包，歷史并不久远，诞生于光绪末年，造型简单，将黄油印在红纸上，油跡未干时洒上金粉，很像现在的烫金红包。
但真正的烫金红包在上世纪60年代才出现。到了70年代，出现了百家姓红包，尤以港澳为盛。南粤一些比较讲究的家庭，至今仍然会专门印自己的姓氏红包。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红包，主要印有一些民间色彩浓厚的图案，如寿星公、满堂吉庆、鲤跃龙门等，当时还有画师专门画红包图案，以此为职业。80年代的红包，至今仍在沿用，如我们熟悉的“福”和“恭喜发财”等字样。
二、红包生意经
红包作为一门生意，主要是两个层面。一是红包本身，另一个则是红包所带有的宣传效应。二者均与经济率先繁荣的香港有关。
我们先来说说后者。上世纪70年代，以制造业为根基的香港经济腾飞，并迅速带动金融业的发展。另一方面，当时的香港仍然保留著大量南粤乃至中国的传统习俗，每逢新年，派利是都是重头戏，成为人情往来的契机。这种人情往来与繁荣经济碰撞，使得红包成为一个良好的宣传和沟通渠道，简直就成了新年期间的广告传单，而且还不像一般的广告传单那样被人隨意丟弃。
于是，大量企业开始印制带有企业名字和LOGO的专用红包，既用于企业间的交际，也用于市井宣传。这种模式一直沿用至今，许多企业都在新年期间专门印刷红包。比如针对贺岁片的红包，就是相当不错的传播方式。此外，如珠宝行、银行、餐饮企业、商场、通讯企业等也都是定制红包的主力军。类似银行等大机构，之前每年印制的红包数量之大令人砸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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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，若以为定制的广告红包是上世纪70年代才出现的新玩意儿，那可就错了。熟悉近现代史的人都应该知道，在科技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民国时代简直是跟紧世界潮流，带电梯、游乐场的百货公司，几乎与美国同步的好莱坞电影、巴黎最流行的时装，当时的大上海、大广州绝对都有。后来的许多商业模式，当年也早已出现。红包也不例外，最早出现的是烟酒广告，毕竟新年难免烟酒。当时的红包也因为广告成分和印刷进步，渐渐由古朴转向明艷，还出现了多色红包。前些年有博物馆展出一个1930年的广生行红包，中间是两个旗袍女子，两侧则打满了烟、酒和化妆品等广告，背面还有“广生堂”的中英文名称。
三，红包的价格隨区域变化
別看红包在超市货架上价格不贵，很多企业还会赠送红包，但如果算上零售渠道和定制渠道，这笔生意一点也不小。有数据显示，在粤港澳、江浙和闽台等地区，红包生产商每年做到数千万元销售额一点也不出奇。
当然，红包的市场需求有地域性。市场需求量大的地方，厂家可以薄利多销。比如在广东，一个家庭春节期间算上访亲探友和开工，隨时可能用掉数百个红包。因此妳常常可以见到几元一叠的红包，算下来几毛钱一个，如果是小超市或者市场上出售的那些质量一般的红包，单价甚至可能低到一毛钱一个。当然，单价过一元甚至几元的豪华红包，在南粤超市也能见到，但问津者十分有限。
而且，因为红包需求量大，企业也更热衷于定制红包。新年前，妳在超市购物、在油站加油，都隨时有可能获赠一两叠红包，所以不少人甚至从未去超市或市场上专门购买红包。
但在不太流行用红包的地区，红包很可能不是按叠卖，而是按个卖。因为这些地区给压岁钱仅限于亲戚好友的孩子，需求量往往只有几十个甚至几个，所以超市裏也有按个出售的红包。有北方朋友就曾提到在超市挨个选购红包的经歷，挑了七八个不重样的，就足以应付新年了。可是需求量少，按个来卖，单价就必然被抬高，一元一个甚至更贵就成了常態。
红包每年消耗量极大，但许多家庭购买红包的机会其实并不多。除了各种商家定制红包赠送外，也跟生活习惯有关。
其实，这几十年来，人们一直在寻求红包的材质和设计变化，以求节约。
当然，有人认为最环保的做法是使用电子红包。早在信用卡时代，就已有电子红包出现。近年来移动支付火爆，通过网络第三方平台送出的电子红包更多。但说实话，从感觉上来说，还是拿到手裏的纸质红包更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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